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已经走过了31年。那么，在1978年之前的29年岁月中，共和国是否就完全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中呢？在下列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前，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已经有了一些开放的思想和举动，只是当时的冷战世界，没有给老人家提供实施开放的条件。然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应该说已经打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已经预示着中国将走进世界，奠定了中国后来全面开放的基础。

早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便提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让我们打开毛泽东的思想宝库，客观地回顾他对中国开放问题的立场和思想，实事求是的研究毛泽东的开放意识，挖掘毛泽东开放思想的珍贵遗产，探索我国开放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毛泽东是我国开放思想的倡导者

1925年，年仅32岁的毛泽东写了一首《沁园春·长沙》，在这首壮志凌云的诗篇中有一句著名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从中不难领略这位伟人的广阔胸襟。从诗词开头的“独立寒秋”的“独”字，不难推测，“谁主沉浮”的“谁”应该就是指毛泽东自己。一位年轻时即胸怀英雄大志，而立之后即想主宰大地沉浮的一代豪杰，岂能不具备广阔无垠的开放胸襟！事实上也是如此：毛泽东的心胸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

天生便具有开放胸襟的毛泽东，其开放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的时期，他是新中国领导人中开放思想较活跃者，也是开放思想的倡导者。

1934年，毛泽东带领着共产党人进行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土地革命。那时人们主要面对的是土地和农业生产。也就是在那样一个大多数人还不懂得什么是外贸的时代，毛泽东就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有关对外开放的思想，他提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矿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这些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才成为大众普遍理解的国际经济交流术语，在毛泽东的1934年的讲话中就已被如此熟练的使用，就已经把这些开放条款纳入早期的经济活动之中，是值得敬佩和赞赏的。1936初冬，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论中国革命与世界事务时说：“当中国真正获得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的文化的水准。”这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他已经明确提出了我们后来才提出的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理论，是先见，更是高见，引领了我们几十年，现在这些思想也一点都不落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外开放思想理论。这一时期，毛泽东既多次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做了大胆而又合理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主张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要虚心学习国外的各种经验。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管美国人的也好，英国人的也好，日本人的也好，我们用得着的我们就得跟着学”，“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美英日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的敌人，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方面，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东西方不同阵线上的国度，毛泽东都说凡是有用的我们都要学习，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怀若谷，而是有容乃大的大家风范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凡气度。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重申“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他再次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上述论述体现的毛泽东的全方位开放的思想，这个对资本主义开放的思想，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较早提出来的，这种思想，在过了二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还有很多人转不过弯来，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该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还认为那是遵守毛泽东原则的呢。岂不知毛泽东早在当的八大就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了。而在“向外国人学习什么”问题上，毛泽东非常肯定地回答：“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明确了全方位开放的基调。可见，毛泽东的开放思想产生的特早，开放的要求特强烈，是一位敞开胸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图为1959年，毛泽东和亚非拉各国青年朋友在一起。

即便是对经济上较为落后的亚非拉国家，毛泽东也是敞开了开放的大门。1959年，共和国成立十年的时候，他与亚非拉青年朋友在一起，显示出世界人民领袖的为人风范。从这张照片上看，他在亚非拉青年朋友中间，与不同肤色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那样的开心，那样的融洽、那样的自然。此时的毛泽东，才真正找到了雄霸世界的感觉，从毛泽东的政治气质上说，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因为在苏联“变修”以后，作为国际共产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阵营的领袖，显然就移到了中国，转移到毛泽东的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不会搞封闭，起码不会反对开放，只是在开放方向、开放程度等问题上会有着他自己的界定而已。作为一个政治胸怀博大的人民领袖，作为一名年轻时代就立下“主苍茫大地沉浮”宏愿的伟人，绝不可能是一个封闭之人，不可能闭关锁国。毛泽东的一生，是广交朋友的一生，是能够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有着无比容量的伟人，他成功地把自己的朋友的界限划到了敌人的脚下，甚至能够化敌为友。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苏联“变修”之后，我国暂时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毛泽东用其长远的眼光精心部署：暂缓解放香港，暂不解放台湾，为的是给大陆留下几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以便于与外界联系和了解世界，并最终打开了美、英、日等意识形态与我国截然相反的国家的大门。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积极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并在国内推行麦卡锡主义，致使毛泽东的对外思想无法进一步实践。为了打开我国暂时处于孤立的国际局面，毛泽东在建国后依旧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秉承其开放、合作的思想和态度，在实践上做出了许多“破冰”式的大胆尝试。只是由于冷战的客观国际原因，他的一些美好构想并未得到实施。

二、毛泽东是我国开放理论的奠基人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言行，不难发现，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一直竭力主张与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发展经济关系。这一思想从20世纪初形成萌芽到70年代与诸多国家建交、进行贸易往来都始终不渝，从未改变过。也正是有了毛泽东之前奠定的基础，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给我国带来的辉煌。

由于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在冷战时期度过的，开放的格局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不光中国，就是西方世界也是矛盾重重，勾心斗角。所以，作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对付冷战形势下的备战备荒上，并未系统的阐释过对外开放的理论，但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思想中，却处处可见主张国家要对外开放的思想萌芽和基本理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的开放思想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于未来,既继承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为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开放的理论和时间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开放思想和他对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所做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明确提出了“全部开放”的思想。全部开放、全部交流的观点, 其思想萌芽早在1941年就已现端倪。到1965年同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已经成熟。在经毛泽东修改和补充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就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注意这里说的“任何外国人”，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毛泽东都能够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这是多么大胆的开放举措。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党采取了许多与外界加强联系的行动。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才没有完全陷入与世隔绝的状态,不少反法西斯国家的友好进步人士曾到延安等地访问、考察和参加抗日战争。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发展了解放区和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图为1944年，毛主席接见外国记者团。

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的这种开放思想的理论概括,不仅填补了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空白,也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先导。

（二）首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既要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又要反对奴颜婢膝、崇洋媚外。1944年8月18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这是毛泽东在论述中国与外国关系时,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一对待开放问题的基本原则。其领域之广阔,不仅适用于处理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处理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主义国家及一切国家的关系;影响之深远,它不仅适用于毛泽东时代,也适用于现在和将来。正是坚持了这一原则,我们才成功走出了多次困境，并通过对外交往中学到了更多的有用的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验证了毛泽东的精辟，严整了毛泽东不仅主张开放，而且知道怎样开放，他所制订的这条基本原则，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超越。

为我国现阶段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是开放行为的先行者

毛泽东的一生,是主张对外开放的一生。当然,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可能和今天同日而语。毛泽东对外交往的愿望也没有能完全实现。但这不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过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现在……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27页）

毛泽东的一生是盼开放、促开放的一生。他用他的远见卓识和开怀胸襟欢迎着任何愿意尊重并同中国合作的朋友，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大门甚至向那些与中国意识形态并不一致的国家敞开了。

（一）暂缓收复香港，留作新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

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到新中国成立后可能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孤立，根据美英两国在华利益存在的矛盾，为了创造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即做出了暂缓收复香港的决策。

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斯大林派来的特使米高扬会谈时明确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转引自《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在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向深圳进军时，便没有跨过深圳河收复香港。对此，英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同我国开始了建交谈判。

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排除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干扰，既维护了我国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又确保了香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通道的地位，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转向西方和亚非拉地区，香港更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赚取外汇的市场。

当时的香港，尽管主权未收回，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特别特区”，起了任何地方所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也是毛泽东同志所做的实际开放的大决策。

（二）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看似有些绝对化，实则是长远战略眼光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即深刻认识到，新中国不可能马上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要想真正走进世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首先必须争取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即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寻求支持。

因此，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首先对苏联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成果，首先是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对我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这次访问打开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后来，两国签订了《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作为中国偿付苏联交予的机器设备和器材之用。之后，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号召。1953年2月7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的所有长处都学来，……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3、264页）。毛的“统统”用的绝对，却彰显出他对外开放的巨大决心。对苏的全面开放敞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个年代，在我国，到处可以见到苏联专家，到处都在学习苏联经验，开放的程度，不亚于现在。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更是考虑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打破美苏对我们的封锁。1962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设备。……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就是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不难看出，不是毛泽东主张闭关，恰恰相反，毛泽东是在全力打破美苏的封锁，寻找开放的新窗口。建国初期，冷战形势严峻，新生的共和国还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完全承认，名分还未得到全部认可，备战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条件下，毛泽东还是积极地倡导与外国做生意，倡导尽可能的开放。

在这段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他正确地把开放理论看作是马列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把社会主义开放化了，是对马列主义的破解，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他以列宁、斯大林为例，证明社会主义也要开放。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是较早洞察到社会主义开放性质的伟人之一。

（三）学习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6年的7年间，中国先后和6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到1964年发展到125个国家和地区。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加大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掀起了新一轮建交高潮，使新中国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大门更加敞开，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加。就各地区贸易额所占的比重而言，1959年，中国同苏联及东欧5国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2.7％。1966年，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则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年）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713页)

在这火热的建交和交流场面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同美国建交的破冰之旅了。与美国对我国的敌视不同，毛泽东很早就对美国人非常友好，左图是1963年10月，毛主席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时拍下的照片。那时候的中国还不具备全面敞开国门的条件，但作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却并未受历史环境的局限，一直十分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也乐于做出与美国建交的姿态。

这是一张摄于1970年10月1日的照片，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着。他们交谈的确切内容我们无从知晓，但作为泱泱大国的一国之君，能够把当时还是敌对国家的一名普通记者及夫人请到共和国象征的天安门层楼上，并且让其站在“左膀右臂”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毛泽东做的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暗示，不应该说是一种大胆的明示，是公开地向全世界表明了他对美国的友好态度。这个非凡的举动传达了他老人家迫切想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重要信息。因为斯诺不仅是中国人的朋友，更是美国的公民，是正宗的美国人。我们多数人只是看到了斯诺个人、夫人、家人是中国人的朋友，而没有注意到斯诺作为美国公民具有天然的美国人代表的身份，毛泽东所要表达的是他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意。这时的中国已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我们认为毛泽东具有明显左的倾向的历史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毛泽东还是把开放的问题放在了首位，并且是想把大门向最敌对的国度敞开，这是多么大胆的开放举动。可惜，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的这次非常的举动，并没有引起美国当局的立即回应。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破天荒的将其自己的“左膀右臂”的位置安排给了一对美国夫妇，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之前没有，之后恐怕也不会有。此举传达了他对美国人民的重视，表现出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渴望。这一举动为后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做了前期铺垫，中美关系僵局的打开与其说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联络上的，不如说是毛泽东同志主动提示的。毛泽东为了民族的利益，不计前嫌，以他博大的胸怀，拥抱着全世界。

 从这次的举动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具有博大的开放胸怀。当时的美国毕竟是当时西方势力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毛泽东都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可见毛泽东对中国的开放是不会加设多高门槛的，敞开中国的大门，是迟早的事。

1972年，已经79岁高龄的毛泽东接见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当时毛泽东主席已在病重期间。据尼克松回忆，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实际上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与一个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领袖在同一间房子里见面，他们彼此端详着对方，他们的手相握了约一分钟之久。两个被太平洋隔断数十年之久的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大分歧，也可以说是互相敌对的国家元首，在相见的一刻是那样的恨晚，说明交流与合作是俩人都考虑过的事情，说明毛泽东主席与我们认为是敌人的国家也始终有一种开放的胸襟，他具有很强的容纳性。他是一位敢于并且善于与任何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个人和集团开展正常交往的。与美国朋友及其总统的交往就是一例，与与之对立了十几年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更是如此。当年重庆谈判，毛泽东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赴重庆与蒋介石面对面，更彰显了毛泽东对意见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们甚至是敌人打交道的政治风度。可以预见，假如毛泽东活到了1978年，假如他老人家现在还健在的话，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开放路线以及三十年来我们所获得的开放成就也会举双手赞成。

四、毛泽东是我国开放大门的守卫者

（一）在开放中必须坚持国家主权至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们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列强是如何依仗不平等条约来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种种事实，深受中国主权被外人践踏的痛苦。因此,在他们阐述对外开放问题的时候,总是把国家主权放在首位,形成了牢固的主权意识。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们始终对种种侵犯国家主权和危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图谋和行径保持最高度的警觉性和毫不妥协的斗争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争取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的时候,便强调必须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同入侵我国领土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英国军舰发生了武装冲突。毛泽东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我们在外交上，也是十分尊重外国主权的，从不干涉外国的内政，同样，对任何形式的对我主权的干涉，我们也都是不能容忍的。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至上作为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的神圣的政治原则。“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业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一贯强调,利用外资必须建立在外资服从中国法令,对中国经济有益的基础上。他历来反对外国无视中国主权,通过资本输出掠夺中国财富的行径。我们的对外开放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平等互助的基础上。我们主动地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和利用外资是建立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主权前提之下。既坚持中国的主权地位,又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优势来发展中国经济,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最鲜明特点。

毛泽东十分强调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平等开放的合作关系。194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文件中规定“必须站在我们的民族立场上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开放中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国家主权，开放的目的不是损害国家利益，相反，目的在于国家的发展与强盛，冷战时期开放的首要问题是主权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主权问题，因为那时的开放程度不高，游戏规则还很不完善，开放过程中的利益均衡很成问题。在那样的环境中，毛泽东一方面保持着高度的主权警惕性，一方面还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切可以开放的机会。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外援只能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但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还必须靠我们自己解决。如果一味依赖外援,结果只能是变成附庸,处处受人摆布,或者人家一拆台,一卡脖子,我们便会大难临头。所以他提倡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证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叫做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样，就不怕世界政治经济的动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坚持国家主权前提下的对外开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认为没有独立地位的对外开放只能是殖民地式的被迫的对外开放。正是这一思想使毛泽东在强调对外开放时,更强调独立自主。在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面对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毛泽东都坚持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向任何强权势力低头,决不容许有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事情出现。这个原则，既使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正确的。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有，我国的经济要有两个循环，即对外的循环和对内的循环，不能单打一，不能只搞外循环，那样很容易受治于人。中国的弱点是人口众多，消费压力大，但这又是我国的一大优势，我们有着庞大的内循环资源和潜力，这种巨大的消费能力又会变成生产的动力，变成经济发展的巨大市场推动力，化作经济发展的良性体系。这就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的自力更生的原理，这一原理加上改革开放的外循环机制中国的经济就会有长足的发展潜力，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二）在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是立足本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的力量,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把握本国的国情,找出一条适合本国情况和特点的建设道路,并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点,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不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援助上。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这一原则。争取外援的问题,就是对外开放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一是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二是有主有从,不可颠倒。对外开放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创造自力更生的条件,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在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主体服务。其实，现在看来，无论是自力更生还是对外开放，二者都不是目的本身，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目的是一个，就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说，在确定了目的之后，就不要管它白猫黑猫了，那么在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上，到底哪一个是更好的发展手段呢？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长期徘徊于二者之间，忽左忽右。其实，这两者不存在哪个比哪个好，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二者的地位是易变的，不是绝对的。但在毛泽东时代，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紧张为主，敌对的方面为主，这时的手段当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形式迫使我们只能立足于独立自主，否则我们就可能陷于被动的局面。所以，毛泽东当时的策略是十分正确的。

毛泽东历来强调利用外资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他指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是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于工业化建设的政治前提。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接见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时就指出：“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该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建国后毛泽东更是强调上述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反对“贾桂思想”,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毛泽东在谈到争取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做生意时又告诫全党：“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个伸直腰杆的原则，在开放的今天更加适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在加工制造方面是伸直了腰杆，“中国制造”走遍全球。但在中国创造方面，我们的腰杆到今天还没真正地伸直过。我们不能舔着脸皮要技术，充着大头花冤枉钱买技术，更要挺直腰杆自己造技术。国际市场的交易原则是有来有往，是平等交易，是相互服务，在这里，只买不卖也会让人瞧不起，科学技术的落后更容易受治于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的问题，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还严重地存在着，这需要卧薪尝胆地潜心研究，需要我们整个民族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我们泱泱大国的国际责任，我们应当在科技方面为人类做出相应的贡献。我们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科技方面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关于开放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提醒，国人还须时刻牢记。

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历史遗产的继承，更离不开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间的相互借鉴。人类由未知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是一个携手同肩的过程，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璀璨光辉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创造。开放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其实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把地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就不存在什么开放的问题。《共产党宣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早已把共产党的胸怀袒露无遗，任何封闭思想都与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格格不入的。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导标者所具有的伟大胸怀。毛泽东在他的毕生中，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事业，不是他的过错，是那个冷战时代所造成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要求毛泽东去做超越时代条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我们仍然需要回想和敬重的是毛泽东开放的思想遗产，接过他想开放而无条件开放的接力棒，把他关于开放的合理思想在行动中发挥到极至。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几年了，历史与我们和他老人家开了个大玩笑。在他离我们而去的三十年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开放的时代。这就容易使后人把毛泽东与中国的闭关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篇拙文，目的就在于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开国领袖，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在开放的思想上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智者。当然，我们不想也没有必要把毛泽东描绘成神，只想客观地去了解我们的领袖，一位把中国几万万同胞从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的救星，同样是曾想通过开放的途径把我们领上富裕之路的舵手，只是时代没能使他的这种思想化为实际的蓝图。

    在毛泽东诞辰116周年之际，我们怀念他，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和远见卓识，还要不断地挖掘他那思想深处的无限的宝藏，包括开放的思想遗产，以为我们今天的事业服务。